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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抓人,法官放人”?香港法治怎麼回事

時間:2019年08月17日 11:25  稿件來源:觀察者網


香港終審法院(來源:國際在線)

  對外籍法官的評判應當客觀,不能全面否定,但可以做相應的完善工作。

  法官本地化當然是其中的一個選項,但就前面提及的會章規定來看,本地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如考慮從其它方面進行改進。

執勤的香港警察遭汽油彈襲擊(來源:央視)
執勤的香港警察遭汽油彈襲擊(來源:央視)

  香港依舊令人揪心。

  在香港的這場混亂漩渦中,警察、法官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最近激進示威者、暴徒的挑釁逐步升級,使用兇器的危害性也不斷增強,如強力激光筆、巨型彈弓、汽油彈等等,近日更是圍堵機場騷擾和傷害旅客、毆打記者,導致機場運作受阻和大批航班取消。

  而就在8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批準非法“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在上訴期間獲得保釋。

  戴耀廷曾被判16個月監禁,然而再只服刑了四個月,就以10萬港幣(約9萬元人民幣)保釋,走出監獄。

  加之此前也有多名激進示威者或暴徒被捕後又逐一保釋或“無條件”釋放。

  所以,很多輿論都紛紛指向香港司法制度、外籍法官等。在筆者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有不少讀者討論類似問題,所以想再來談談相關問題。

  關於暴動罪和保釋

  其實,早在2016年,香港旺角37人涉暴動罪被捕,但皆獲法官批準保釋;此次六月初以來歷時兩個月的暴動,不少被控暴動罪的人士又被法官批準保釋。

  因此,一些人士將此現象簡單歸結為“警察抓人,法官放人”,這可能是對香港法律制度不夠了解所致。

  在香港,獲得保釋已經成為被控犯罪嫌疑人的一項權利,故有“原則保釋,拒絕例外”之稱。

  法官在決定是否給予保釋時,可能會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當然,罪行的性質及嚴重性應該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對暴動罪疑犯應該考慮適用“拒絕例外”,即不批準保釋為妥。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暴動罪屬於嚴重的反社會暴力行為,對社會有重大的危害性,被控人有可能在保釋期間繼續犯罪,尤其是這兩個月來頻頻出現的暴動犯罪,給予被控人保釋會釋放出負面信息,對社會的安定也是不利的。

  在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中也已對保釋情況作出具體規定,關鍵是第9D條、第9G條。1第9D條規定被控人獲準保釋的權利,而第9G條則明確規定在特別情況下可拒絕被控人保釋,不過顯然法官在拒絕保釋時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的考慮因素應該是“指稱罪行的性質及嚴重性,以及一旦定罪時,相當可能處置被控人的方式”,此外還如“被控人犯被指稱罪行的證據的性質及分量”等等。

  在香港,暴動罪是非常嚴重的犯罪。

  《公安條例》第19條規定:(1)如任何參與憑借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由1970年第31號第12條修訂)(2)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及(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5年。

  這兩個刑期的規定在奉行“輕刑主義”的香港是屬於非常重的刑期,也說明此罪的嚴重性。

  相對而言,襲警罪的刑期會輕一些。

  《侵害人身罪》第36條規定監禁2年,也是相當嚴重的。

  考慮到暴亂已經發生兩個多月,對因這些罪名被起訴的疑犯給予保釋,會令他們重新回到那些激進示威者中,對社會動蕩造成進一步的危害。

  關於臨時禁止令

  此外,最近香港機場的混亂情景牽動很多人的心,特別是這兩天的示威活動根本沒有向相關部門進行集會申請,這本身就是違法行為。

  《公安條例》第7條就是對公眾集會的規管,第18條則明確“非法集結罪”,也是屬於嚴重的罪行。

  有不少聲音對此感到疑惑,警方難道沒有辦法處理嗎,畢竟機場涉及飛行安全問題。

  從法律上來講,警察當然可以清場,但正是因為機場涉及飛行安全及部分滯留旅客等,控制不好就會出大事。

  就像13日晚間兩名內地人士遭暴徒圍毆,即便當警察來到現場營救時,仍遭到激進示威者的圍攻。

8月13日晚,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遭非法示威者圍毆。
8月13日晚,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遭非法示威者圍毆。

  另外我們也註意到,就在同晚,香港資深律師余若海代表機場管理局申請禁制令並成功獲法院批準,一旦禁制令張貼在機場範圍內即屬生效。

  這是一個臨時性的禁止令,是指在權利受侵害一方當事人出庭參加法庭聽證會後,法庭根據該當事人要求而下達的命令侵權一方當事人停止騷擾或侵害的法庭指令,由執達主任負責執行,警察可以協助。

  違反禁止令者會構成藐視法庭罪而受到刑事制裁。

  目前,香港機場管理局已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圖地故意阻礙或幹擾香港國際機場的正常使用。

  任何人也不得在機場出席或參與任何在機場管理局指定地方之外舉行的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

  禁止令也可以用於其它場合,但必須取得法院的批準,這就要看能否以確切理由說服法官。

  過去在非法“占中”期間,法院也曾發出過禁止令,禁止占領旺角特定地區等。

  關於外籍法官

  不可避免的是,當人們在探討香港保釋問題或香港司法體制時,自然會聯想到香港外籍法官的問題;但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對外籍法官橫加指責,或許也是因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缺乏足夠了解。

  首先,如何定義外籍法官?可能會有不同標準。

  香港本地司法機構人員協會的會章規定,法官只要以本地待遇招聘,或者是與香港有密切聯系,不論國籍,都被視為“本地法官”。

  當然,如果單以國籍為標準,將持有外國國籍的法官統稱為“外籍法官”,也是為了探討問題的需要。

  其次,《基本法》明確允許外籍法官的存在。

  《基本法》第82條規定,香港的司法終審權屬於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以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基本法》第92條規定,香港法官和其他的司法人員可以根據本人的司法和專業選用。

  也就是說,終審法院的外籍法官是根據需要聘用的,其他的法院和司法人才可以長期的聘用。

  除非修改《基本法》,不然這樣的情況在50年內是合法的。

  允許香港存在外籍法官,與“一國兩制”的方針密切相關,因為香港與內地不同,回歸後繼續實行普通法制度,外籍法官對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延續和發展可能是有幫助的。

  當然,《基本法》允許外籍法官在香港存在,不等於這種制度就是無懈可擊的。

  外籍法官在處理一般民刑案件方面,他們非常專業,令人敬佩。

  在一個國家之內允許外籍法官存在的例子在新加坡也有。

  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允許首席大法官指定外國人擔任法官,除21人的本土法官團體外,還有國際法官團,這些人大部分來自於英聯邦國家,都是前首席大法官,或是來自於英美體系的偶像級、明星級的資深法官,被新加坡聘請為新加坡國際法官團成員。

  目前來自英國的法官有六名,澳大利亞四名,美國、加拿大、香港、法國和日本各一名,保證所有案件中至少有一名外籍法官。

  這些人擁有和新加坡本土法官一樣的權利義務,一樣參與審案。(見王江雨: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的國際性和獨立性)相比之下,香港的外籍法官比新加坡的外籍法官擁有更多的審判權限:他們不僅審理民商事案件,還審理刑事案件(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由於法官的判決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制度,所以外籍法官的一票也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終審法院的判決至關重要,因為她的判決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律”,對香港一些重大政策的改變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目前情況看,普通香港民眾對司法獨立還是相當贊賞的,對法院判決也比較尊重,很少出現故意不執行法院判決的情況。

  當然,要探討的問題可能在涉及國家安全(如“港獨”案件,或以“港獨”為目標的暴動行為)的案件方面。

  外籍法官(包括香港本地法官)需要更多地平衡國家利益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權利。

  因為《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無論是行政長官、主要的官員、行政會議的成員、立法會議員、以及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外籍還是本地法官,就職時都必須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尊重“一國兩制”的方針,即“一國”之下的“兩制”。

  可喜的是,筆者也註意到,香港的法院已經意識到暴動罪的行為對香港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的重大負面影響,因此比較傾向於對實施暴動的罪犯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即判決重刑。

  真心希望年輕人不要將犯罪行為當“英雄行為”,走上不歸之路。

  對外籍法官的評判應當客觀,不能全面否定,但可以做相應的完善工作。

  法官本地化當然是其中的一個選項,但就前面提及的會章規定來看,本地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如考慮從其它方面進行改進。

  例如,對外籍法官的遴選工作應當完善,《基本法》第88條規定,香港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地方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

  問題是,獨立委員會的運作是否應當增加透明度?是否應該對候選人進行比較詳細的背景調查?如何發揮立法會的對終審法院外籍法官的“同意”作用?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

【編輯:劉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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